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國家和民族的轉型

 辛亥革命不僅是一次結束中國封建帝制的革命運動，而且是中國近代國家與近代民族形成的新起點，是一次將封建王朝國家和以“夷夏之別”為標志的古代民族向近代世界主權國家和近代民族轉化的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這使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國家和民族產(chǎn)生、形成的歷史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

近代中國國家與民族觀的形成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亡國滅種的危機使廣大仁人志士深入思考、強烈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同時，西方新思想文化的傳入，打開了一大批愛國知識分子的眼界，他們強烈要求用新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jīng)驗來推動中國的自立自強，以國家的近代化來對抗列強的侵略與凌辱。當時，國家與民族的“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首要主題，仁人志士開始從理論到實踐，尋找挽救危機中的國家、民族，以及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的自強之路。早期維新派人物如王韜、鄭觀應、薛福成、馬建成等人，大力批判舊的封建專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發(fā)展工業(yè)、商業(yè)，富國強兵，積極推進中國的近代化歷程。以康有為為領袖的維新派，乃至譚嗣同、黃遵憲、嚴復等人，或者大力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和舊的倫理綱常，積極要求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制度；或者積極倡導西方資產(chǎn)階級民主政治思想，主張建立民主政治體制，融入世界發(fā)展的潮流中。在這些維新思想家的倡導、呼吁、推動下，主權在民、國家主權的學說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學說，直接推動了中國近代國家與近代民族觀念的出現(xiàn)，它對于封建“家天下”的政治國家學說與“夷夏之別”的傳統(tǒng)民族意識的解構，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從洋務運動到戊戌維新，在古老王國進行的政治上、經(jīng)濟上、文化上的一系列變革，最終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失敗的結局，極大地刺激了近代仁人志士。在他們看來，這些失敗，尤其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既有封建體制的原因，也有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從封建經(jīng)濟體制找原因，傳統(tǒng)的“工商食官”的官營體制，以及“重農抑商”的輕視、打擊民間工商業(yè)的做法，使中國民營工商業(yè)舉步維艱，效益低下，民族工業(yè)的近代化遙遙無期；而清政府在外交內政方面的故步自封、保守狹隘、腐敗無能，又使他們在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以及國家的近代化上，不能承擔起廣大民眾和知識分子振興國家、復興民族的期盼。以甲午戰(zhàn)爭失敗為契機，廣大民眾的愛國激情空前高漲，對于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更加不滿。他們深感改良主義在中國的不可行，并深切認識到，要想在現(xiàn)行體制內部進行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改革是不實際的。于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積極主張通過推翻帝制來達到中國的自立自強；通過民族革命喚醒與激發(fā)人們的民族意識，動員、發(fā)動民眾參與到政治革命中來。這樣，以民族革命來促進政治革命，以政治革命來達到民族復興，建立起強大的共和性質的民族國家，就成為當時革命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標。

這種具體的歷史過程，亦即中國近代國家與民族思想的發(fā)展潮流，是將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國家思想和傳統(tǒng)的華夏民族認同思想結合，并且將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的問題關聯(lián)在一起來對待。這是因為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爭取國家獨立、挽救民族危機始終是中國面臨的首要主題。大批愛國志士面對主權淪喪、山河破碎，將要亡國滅種的局面，其胸中激蕩、澎湃著國家振興與民族復興的浪潮，并為之吶喊、斗爭，積極主張用政治演進的道路來解決國家獨立和民族復興的問題。作為一種實現(xiàn)目標的方式、手段，國家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這兩大主題就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

這樣，中國近代國家思想與民族思想開始產(chǎn)生并發(fā)展起來，并為中國近代的國家與民族轉型奠定了思想和輿論基礎。這種新的國家思想與民族思想從本質上來說，是對當時新的世界局勢的一種回應。其主要表現(xiàn)在兩方面：其一，倡導新的主權國家意識，確立近代國家觀念；其二，近代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倡興。事實上，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認識到，在一個多民族國家，新的體制不僅是主權在民的共和體制，而且還是各民族平等、共和的理念和制度設計，這樣才能以中華多元一體的民族認同為基礎，構成新的政治國家與民族一體格局，以抗敵御辱，“救亡”“圖存”。

于是，在辛亥革命前，以民族革命作為政治革命的發(fā)動手段，以政治革命來達到民族革命的復興目的，就成為了當時革命者的一種共識。從這時起，中國的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就成為一種相互交織、互為因果的狀態(tài)，中國近代民族國家的建設也進入一種自覺的態(tài)勢。這種在反帝抗辱、“救亡”“圖存”中明確地將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相互促進、相互支撐，應該說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個重要政治特征，它對于中國近代國家與民族的轉型起著極其重要的思想傳播和政治實踐的作用。

在近代國家、民族的轉型問題上，在理論和實踐方面有重要影響的，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孫中山。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鑒于戊戌維新等失敗的教訓，深感改良主義在中國不可行，遂主張通過政治革命促進民族革命，建立共和國家，達到維持國體、保國保種之目的。他在“香港興中會章程”中談到：“本會之設，專為聯(lián)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其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振興中華”、“維持國體”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民族復興必須以國家振興為基礎，而國家的振興，則依靠民族革命與民族運動。解決民族危機的方法，最終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國家，沒有自己的國家，就沒有支撐民族的基礎。所以，政治革命應與民族革命一起發(fā)展，國家的認同應與民族的認同相一致。

在孫中山看來，反對清政權的政治革命實際上也是民族振興的革命，政治革命建立起新興的、共和的國家，也振興了中華民族，塑造了一個新 的民族形象。華夏民族之中國，在外延與內涵上與民族應完全一致、不可相異，民族認同與政治國家的認同也是一致的。所以，“保國”與“保種”，“救國”與“救亡”，為革命之首要責任。

在孫中山的思想中，國家的責任就在于屏障民族，使民族擁有強力的保障與安全。孫中山將建立民族國家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聯(lián)系起來，主張民族興亡乃是政治國家必須擔負的責任，沒有政治國家就沒有民族的復興與安全。應當說，孫中山的這種以國家為保衛(wèi)民族的屏障，以“保國”來“保種”的認識，是他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融為一體的思想基礎。為此，孫中山主張高揚國家與民族的旗幟，作為推翻帝制的政治革命與民族解放的雙重口號，積極主張革命要將建立共和國家與民族復興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從政治革命的角度說，他反對清朝政權；從民族主義看，他繼承傳統(tǒng)中國的各民族淡化血緣而族種兼容的觀念，認為只要不妨礙政治民主革命的進程，不論何族都是朋友、兄弟。在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內，各民族應相互尊重、平等，不允許民族之間相互排斥。將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相提并論，就是要倡揚一種新的民族革命觀。 

在中華民國建立前，孫中山的民族認同是一種政治需求與政治認同。他反滿的實質，是在滿漢對立、漢民族情緒激烈時的一種倡興政治革命的手段與輿論，實質是以反對清朝封建專制政權為目標。而他正是通過這一系列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的綱領，才在革命派內部取得高度共識，對凝聚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隨著革命主張的宣傳與傳播，他的思想被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民眾所接受、理解。辛亥革命時，沒有發(fā)生激烈的民族沖突及仇滿行為，應該說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國家與民族觀念有重要關系。

辛亥革命后國家與民族觀的確立

正是在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國家與民族革命思想的指導下，中華民國建立后，新的民國政府在國家與民族問題上，實行了新的制度及政策，并且從國家政治制度，到對外政策、民族關系、憲法憲章等各方面，都發(fā)生了一個本質的變化，成為近代中國國家與民族轉型的新起點。

辛亥革命后，盡管革命陣營中各派政治勢力對于新政權的見解不同，但是，在新的中央政府組成以及國家的民族政策方面，孫中山等人關于國家統(tǒng)一和多民族一體化的思想依然成為當時共和政權的指導思想。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時就明確宣布了“五族共和”的立國方針，這一共和政府與民族一體的思想還付諸《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作為國家的憲法與制度固定下來，說明這種思想已經(jīng)延伸到法律與制度層面。

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在推動中國各民族對于現(xiàn)代政治國家的擁護與民族一體化的認同方面，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當時，“五族共和”從法令到政策的實施，都受到各民族的普遍擁護。因此，辛亥革命時期，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提出建立共和國家以及“五族共和”的口號，并且在民國政權建立后迅速建構具有近代內涵的共和國家，提出以國內各民族融為一體的“中華民族”概念，在憲法中規(guī)定國家與民族的相關法令、政策，使中國的近代國家性質和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得到了憲法以及國內各民族、各階層人士的認可，國內政治與民族關系都出現(xiàn)了新變化，它對于中國近代國家與民族格局的轉型起到了質的變革作用。

當然，由于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民國初年提出的“五族共和”，一時尚難以達到在中國這一政治空間范圍內的各民族對于國家認同、民族團結的實際效果，一時尚難以達到共和政體中多民族平等共榮的實質效果。因此，辛亥革命后，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于1919年提出融合國內各族而成中華民族，由此屹立于世界主權國家體系與民族之林，成為世界國家之冠的思想。1921年，孫中山進一步指出：“吾國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顯然猶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發(fā)揚光大之，……建設一大中華民族。”實際上，在此之后，民族革命的目標發(fā)生了一大轉變，即由五族的平等、共和向一個多元一體的強大、繁盛的中華民族的積極目標轉化。

辛亥革命對中國國家和民族觀形成的作用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國家與民族更新與嬗變的節(jié)點，此后，中國國家與民族在內涵、性質、相互關系上發(fā)生了根本變化。辛亥革命對中國國家和民族觀形成的作用主要有：

第一，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在經(jīng)歷了變法維新之舉屢遭挫折后所走上的一條順應歷史與潮流的革命之路。應該說，辛亥革命是1840年以來，“救亡”“圖存”思潮及政治、經(jīng)濟、文化變革發(fā)展的一種必然走向及結局。隨著清政府日益暴露出腐朽沒落的本質特點，尤其是甲午戰(zhàn)爭之后愈益嚴重的國家和民族危機，使國人關于“救亡”“圖存”的思考開始進入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建構的層面，進入到怎樣處理和調適國內政治與民族關系，怎樣以民族革命來促進政治革命，怎樣在不同文化認同之間構建平等的現(xiàn)代政治結構中來。其實，傳統(tǒng)的“夷夏之別”，由于其民族的整體性主要體現(xiàn)在天下觀與大一統(tǒng)中，因此其所承載的文化認同內容，已經(jīng)無法體現(xiàn)多元一體格局下近代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及民族國家的塑造上。這樣，民族革命就理所當然地成為近代中國革命的重要內容，“五族共和”這樣的政治理念和民族自治這樣的制度設計也就成為一種必然趨勢。而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的交叉互動，以此推翻清政權，達到國家獨立與民族復興，亦成為了當時革命派的共同心愿及奮斗目標。也正是在國家與民族兩條主線的推動下，在對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高度一致的認同下，才爆發(fā)了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不是偶然出現(xiàn)的，它是中國近代仁人志士試圖在封建王朝體制下變法維新以圖強之舉屢遭挫折后，所選擇的一條以政治革命的方式來推翻腐朽的封建專制王朝，變革封建制度，以達到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目標；也正是在“救亡”“圖存”時代使命感召下，中國人民以革命之舉求進步，趕先進，走上了進入世界主權國家行列的符合歷史潮流之路。

第二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標，是推翻專制政權，建立共和政體，同時，它對于國家和民族具有向近代轉型的重要意義。這場政治革命，直接催化了中國近代國家形態(tài)與多元一體的民族構成，推動了中國向近代國家與近代民族的成功轉型。它使古老的中國由封建“家天下”的王朝國家，轉化成為具有共和性質的現(xiàn)代主權國家；它使過去以漢族為中心、以“夷夏之別”來構成民族級差序列的古代民族轉化為具有近代意義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而且，辛亥革命的歷史進程，不僅變革了中國傳統(tǒng)的國家與民族觀念，而且通過政治制度及法律層面的變革，對于新的國家與民族的性質、地位、內涵作了規(guī)定，由此建構了新的近代國家與民族的構架，在制度與憲法方面完成了古代國家、民族向近代國家、民族的轉型。 

第三，辛亥革命后，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是共存于一個政治空間領域中，有著共同的、更高一級族群意識的民族。它使中國傳統(tǒng)的“夷夏之別”的封建民族觀念向著近代民族理念發(fā)展，建構了新的民族內涵及民族關系；同時，辛亥革命還建立了符合近代主權體制的國家體制。在這種國家體制中，中國對外進入到有著明確主權界限的世界國際體系中，并與近代世界國際體系逐漸聯(lián)結為一體；對內則依照近代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而建立起共和政體形式。盡管這種共和政體形式仍然帶有許多封建主義的遺留，還沒能真正實現(xiàn)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也沒能真正使中國繁榮富強，但是，它畢竟在國家的政治形式及法律層面上確立了近代共和國家的雛形，構建了近代國家的政治框架。同時，辛亥革命以后，人們對于中國近代國家與民族的同一性關系，在認識上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實踐上有了更為成熟的目標與舉措。在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看來，國家是民族的屏障，而民族是國家強盛的基礎，國家的統(tǒng)一和民族的團結，兩者具有重要的共通意義和實際的政治需求。這是中國國家與民族觀念在近代化土壤上又一次重合，是在列強壓迫和世界近代化潮流影響下所形成的國家振興和民族復興的一種新的應力機制和新的觀念化表現(xiàn)。其后，中國共產(chǎn)黨將國家的統(tǒng)一、民族的團結作為黨的事業(yè)勝利的基本保證，將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重建人民民主共和國家作為努力的方向，由此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族在現(xiàn)代化發(fā)展進程上更加成熟。

第四，歷史發(fā)展的曲折復雜性。新的共和體制的建立，民眾民主權利的倡興，新的多元一體的民族建構畢竟是一個逐步的漫長過程。辛亥革命后，出現(xiàn)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大小軍閥對于共和政體的挑戰(zhàn)和對抗。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廢除的封建帝制，建構的具有近代性質的國家與民族，適應了近代廣大民眾的政治需求，適應了中國近代化的需要，也適應了中華民族在一個政治空間范圍內一體化的需要。

正因如此，辛亥革命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時代及華夏古代民族走向近代化的轉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一次政治革命，也是一次民族革命，正是這種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的相互交融、結合，構成中國近代國家與近代民族演變、轉型的動力。從這個角度來審視，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國家與民族的建構中，有著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作者：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教授）（求是理論網(wǎng)）